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白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 年至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 “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鉴于现实残酷，富士康女主管曾出自传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对毕业生传授残酷世界的生存之道。不过，富士康的“生存”之道实在让人怀疑，特别是在富士康出现员工自杀的“n连跳”之后——有网友写了《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大学生自杀缘出一辙》的博客，发问：“大学生跳楼自杀，富士康的普通员工也跳楼自杀，为什么不同的学历、背景和社会经历，都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断呢？”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记：这杨宪益总和戴乃迭放在一起的？
杨：是。
记：她去世之后的生活，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杨：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头了。90岁，该告终了
记：是因为你夫人不在你身边了？
杨：对。
记：她在你身边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想？
杨：那也许再活一百岁……
自从妻子不幸离世，杨宪益放下了手中的译笔，谢绝了与朋友的来往，他的生命
也仿佛凝固，活在对戴乃迭的思念和对往事的追忆中。每天一包烟，陪他看电视，
看日光恍惚从暗到明再从明到暗。
“戴乃迭，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英国女星海伦·米勒，65岁）
总有那么些人，拿女人的年龄说事儿。比如四十好几，拖个小孩，和自家男人婚姻不顺要闹离婚的，类似这样的舆论压力屡见不鲜：“男人离了还可以找更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呢？都这把年纪了，怎么嫁得出去？！凑合过了吧。”

深圳“太空迷航”的事故，六死十伤。
《南周》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去年圣诞节，为美国迪士尼服务30年的香港工程师梁声，发现深圳市东部华侨城的太空迷航没有自动停止系统，且太空迷航的U型锁只有3厘米，这与巨大的舱体极不相称。他认为非常危险，就当场用英文写下问题所在，放在了办公室，但再无人联系他。”
悲剧的发生只是时隔半年，周末去放松的游人，在120秒内与亲人阴阳两界。救援混乱、事后补救的仓促，惨剧的轨迹在中国竟都如此相似。
最近的一次验收是在今年三月，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说验收合格，却拒绝记者“是否发现安全隐患”的提问。
2009年4月20日，太空迷航项目验收合格，但仅仅10天后，它就投入了试运行。没有任何第三方机构为设备进行测试，一切只是仓促上阵，所以悲剧也来得仓促。之后的反应只是烂熟的官话——汪洋的指示，全国的突击检查……
想起1999年，刚刚设立黄金周的时候，因为游客的暴增，景点相应的设备都没有跟上应对这样的客流量，贵州一处景区，只能载十人的缆车挤了36人，造成缆车中途超负荷坠毁，14人死亡的事故。
总是把事情做了一半半，就觉得大功告成，这种急于求成的浮躁泛滥于中国。设立黄金周，就要快马加鞭，马上行动——是的，我们得到了效率，牺牲的是无辜民众的生命。想问题总是片面，政策多是拍脑袋，领导说了就要马上做到，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粗糙不堪，猫腻甚多。
一个在设计院工作的朋友坦言，现在很多承包商都不喜欢正规事业单位的设计——成本高，各种安全措施必须齐全。很多小设计室因此偷工减料，迎合市场需求，我听了不寒而栗：“那现在建筑的质量几个靠得住？”他笑了笑说，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比较好，要不然多了担心。我语塞。
经常上班跟英国的新闻，有点气恼——一个草案出来，在议会里吵了半天没有结论，我总是要频频使用“拟”、“将要”、“或”这样的字眼，表示政策的不确定性。快的话过上几个月就有了结论，草案成了法案，正式通过；慢的话，拖上三四年的都有。
这和多快好省的中国差别太大，每一次遥遥无期的等待似乎看不到法令到底有没有出台的结论。但是讨论和辩论是政治博弈，也能够更多地修补法令中的漏洞，所以颁布的法令已经是改了又改，实施起来符合最多利益群体的需要。即便如此，也是有失败的时候，没有真正完美的政策，总是有人因此牺牲利益，反对的声音永不止息——而这反对的声音将会在法令颁布实施后的漫长时日里，一点一点促进法规的完善和补充。
周六和L去伦敦最著名的百货Harrods，我无数次经过它的门口，但是都没有进去。这是第一次，它让我心生敬意。Harrods是配得上“高贵”二字的，很少有百货公司能够用这两个字形容。它不是奢华，不是炫富，它卖的是一流的品牌，它更是有自己的经营气度。即便在顾客不太多的百货餐厅，Harrods也设计了富有东方特色的天花板装饰，在海鲜部，有漆画风格的海鲜雕饰，鲜肉部则是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雕饰，卖的东西都非常新鲜，摆放的整整齐齐。L说，这就是Harrods,我喜欢它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的那种精神。
推崇这种精神的民族才可以长久地让自己的文化屹立不倒吧。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羞愧，师傅说在中国，小手工业已经濒临灭亡了，传统手艺人立身于世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在跟着死去——没有好的手工业，就没有好的轻工业，没有好的轻工业，就没有好的重工业。
在金融危机里岌岌可危的英国，它的严谨认真终将使其走出经济困境，而中国，如果只满足于这一时的优越，享受西方社会争相来求告解救的快感，我们有一天终将败在自己手上。